从今年春夏以来，江浙商界就陆续传出某某民企老板突然失踪、避居海外、或者自杀的消息。类似的新闻，在十月份之后又爆出几则，其中最为知名的是，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绍兴江龙的老板陶寿龙在“十一”长假后即告失踪。有的媒体称，江浙商圈进入“老板逃跑季”。

   照理说，中小企业由于宏观经济遇冷、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遭遇集体困境、成批倒闭，在各国商业史上并不鲜见，不过我不知道在别国那里，是不是伴随着企业破产，也会相应地出现这么多“范跑跑”。中国商界冒出这么些因畏惧欠债可能招致的人身安全威胁而“跑路”的企业家，说白了就是当地高利贷融资环境的一个折射和缩影。

   这当然不会是一篇讨伐高利贷的檄文。高利贷从诞生那天起就令人爱恨交织，不独江浙，不独中国，在大多数商业社会，高利贷都以明暗不定的方式客观存在，而在经济低迷时期，它的身影格外招摇。比如现在在美国，向还不起按揭的人提供短期高息贷款的“发薪日贷款”就相当有市场。不过像这类高利贷，它的借贷金额每笔平均只有几百美元，且是面向消费者而非生产者。而高利贷一旦深入渗透到生产系统，成为产业体系的一部分血脉，这样的企业、这样的区域经济，断难持续健康发育，因为它们把自己的灵魂质押给了一种不甚高级、可谓“简单又暴力”的金融品。

   不能不承认，一国一地的金融产品、体制与文化，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一地的实业形貌，乃至社会风气、价值选择。比如你看，美国人民其实也不见得生下来就带着爱预支明天的基因，是华尔街给他们设计出了多种金融产品，外加麦迪逊大道（广告公司）的魔力，一步步将美国社会塑造成了一个消费至上的国度。同理，我们也绝不敢相信，一个长期受高利贷滋养的实业体系能够在产业结构、公司治理与文化、管理手段等等方面主动、提前升级。

   那么，是什么阻碍了本来民间资本丰裕的江浙的金融体系的适时升级？为何江浙的巨量民资长年以来只能以高利贷、“地下钱庄”的形式暗中游走，成为当地大量中小企业重要的资本来源？未来，以江浙力量为代表的民间金融（包括民营商业银行、担保公司、PE/VC、小额贷款公司等在内）能在中国金融格局与产业世界中占多大的分量、扮演什么角色？这些问题，理应在学术、政策与操作的界面予以充分的总结、反思与讨论。如果金融安排及时，江浙一带本可以避免唱响很多实业悲歌。

   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背景下，中国更有探索独属于自己的、内生性的金融道路与模式的必要。“老师”迷失，但不能因为美国目前的窘迫就打断、中止我们改革与创新应有的步伐。——这是国内金融界当下普遍的共识。

   10月份，温州头两家小额贷款公司隆重开业，这被视为监管部门引导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探索。不过本刊记者潘虹秀实地采访发现，监管层意图与民间资金状况、中小企业实际需求，还存有相当的鸿沟。

   不管中国金融未来选择何种模式与道路，突破牌照思维、尊重并汲取民间经验与智慧、加强服务实体经济意识，当成为金融创新与改革之本。惟如此，更多实业之树才能得以固本、壮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