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观察报 吴晓波/文 1979年9月的一天，年轻的法国学者玛丽·白吉尔 （MarieClaireBergere）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，等待一位重要官员的接见。她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，“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，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，从他的外表看，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。他身穿一件直领、贴袋的中山装——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，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和举止，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。他插在胸前口袋中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，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，就足以使人意识到，这位官员非同寻常。”

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。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，仅仅几年前，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，1978年2月，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，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。

“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。”白吉尔后来写道，“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，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商人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，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。”

那么，在过去的三十年间——甚或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，我们——包括像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——该如何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？这是我试图向陈东升请教的问题。

自1978年以来，中国企业界有三次创业高潮点，分别是1984年（张瑞敏、柳传志、王石等均在这一年创办企业）、1992年 （由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）以及2001年（受互联网经济和中国加入WTO的双重感召）。陈东升是1992年创业群的代表人物，“92派”的提法就是由他首创的。在此前，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他是热情的改革议论者，在八十年代中期，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议政至深夜，然后兴尽倦极，抵足而眠。他们是最早的价格改革方案的提出者之一，组织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。1989年，他发起了“共和国40年工业史”的展览。后来，他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，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《管理世界》的常务副总编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策划一个评价体系，想仿造美国《财富》杂志的模型，搞中国五百家大企业的排行榜。1992年的南巡讲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，他辞职下海，创办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，1996年，他又募资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，十二年后，泰康成为成长性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。在经商的同时，陈东升似乎一直没有熄灭对公共事务的热衷，他是亚布力“中国企业家论坛”的发起者，这个已经举办了八年的论坛已成为最重要的NGO式的企业家组织。2008年4月，北京大学等院校评选“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”，设奖金50万元，陈东升出资250万元连续赞助五年，这也是迄今奖金最高的经济理论奖项。

跟陈东升的对话，时值两个背景，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年，明年则是共和国成立一甲子。

三十年改革的“原创性经验”是什么？

吴晓波：在年初的亚布力论坛上，我聆听了你关于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与命运”的演讲，你把企业家的诞生背景置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年大时空中，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共鸣。那么，作为一个曾经的学者、如今的企业家，你是怎么看待这场改革的？

陈东升：改革需要“假想敌”，三十年变革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对所有制体制的颠覆与挑战，迄今，这个任务尚未完成。具体而言，改革又分别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，前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，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模式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，后者则以产权改革为中心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模式，以形成混合所有制为目标。这是我对三十年改革的基本描述。

吴晓波：我最近常常向人请教一个问题，中国改革三十年，最有价值的“原创性经验”是什么？很多人甫一听到这个问题往往会是一怔。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。作为一个曾经的宏观经济研究者，你能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？

陈东升：任何改革都是公平与效率的选择。中国经济变革是一个渐进改革的典范，与之相比较的便是俄罗斯的“休克疗法”。相比较，我们付出了较小的社会代价，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，几乎所有的人民都是改革的得益者之一，这也是中国改革路径对当代人类史的一个贡献。而同时，渐进的特征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路径的曲折与模糊。按我的观察，这场改革的“中庸”特色非常明显，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增量式、补丁式的，譬如开始于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就非常的明显，在原有价格体系十分顽强和僵化的前提下，我们提出了价格“双轨制”的思路，不同所有制企业以不同的价格获得生产资料，这看上去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设计，但是，在实际工作中，却在避免利益冲突破局、原有经济体系瞬间崩塌的前提下，使得体制外企业获得了成长的空间。九十年代初期，南方的乡镇企业在产权改革过程中，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股份合作制”，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饱受争议，却“意外”而圆润地达成了改革的目标。其他，诸如“特区”的创办、股权分置的设计、引进外资的开发区模式等等，无一不体现出这种特征。这些萌芽于民间和基层的改革创新，也许是真正的、富有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的“原创性经验”。 

“草民史”上的企业家角色

吴晓波：三十年改革被认为是“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”，这是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给出的结论，我觉得十分贴切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场改革确乎是“没有主角的草民史”。 那么在这场宏大的社会变革中，企业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

陈东升：企业家也是草民的一部分。中国商业的财富传承是一个断层，当今活跃着的企业家，几乎全部是白手起家，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，商业的经验和智慧完全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。大体而言，他们的成长经历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，第一个是1978年起的十五年，在那个阶段中，创业者必须直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压抑，社会对经商办企业还没有形成价值认同，最早的“下海”者都是社会边缘分子，而那些具有创新力的企业几乎都在乡镇或中小城市，企业家在这一时期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压力。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，随着《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》和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》的颁布，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，新的公司创建环境出现了，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便是在这时候纷纷下海创业的。第三个时期是1996年前后，随着网络公司及风险投资模式的引进，企业家的价值开始得到确立，企业创始人和创业团队的价值认同形成社会共识，财富的积累开始呈现阳光化的趋势。第四个时期发生在2001年之后，中国加入WTO之后，企业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大循环中，无论是资本的重组、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商品的产销都与以往全然不同。在三十年中，企业家扮演了探险者、违法者、殉难者、得益者的多重角色，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。

吴晓波：近年来，我常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，那就是，企业家阶层为什么一直无法摆脱“原罪”的形象，从早期的个体户、倒爷开始，企业家的形象就非常的灰色而摇摆，你还记得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民间谚语吗？“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、“手术刀不如剃头刀”，这些流行语的背后其实是对商业的一种精神上的蔑视，一直到今天，每当有重大公共事件发生，企业家总会身不由己地成为被抨击的对象。在此次的四川大地震爆发后，一些企业家又因为捐款不积极或数额不够大而饱受争议，公众及舆论对企业家的评论体系非常紊乱。作为企业家中的一员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？

陈东升：对企业家的负面评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原罪，一是为富不仁。关于原罪，我一直以为是制度性的产物，中国改革是一场由下而上艰辛推进、然后又被政策不断“追认”的过程，其突破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“违法”——违反限制经济进步的落后法规——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。中国的企业家不但需要承担市场的风险，同时又要承受法律的风险，这是转型社会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。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，正是制度性的缺失，让企业家具备了形成原罪的环境，譬如开始于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，一直到10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本，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充满了灰色和不确定性，房地产和股市的混乱及暴富景象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缺陷所造成的。关于为富不仁，在某种意义上是认知落差的产物，社会一直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缺乏客观、理性的评价体系，其实企业家的天职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、向国家合法缴纳税收、维护企业与公共社区及环境的和谐，对其评价不能以慈善捐款多少而论。此外，企业家阶层至今还没有学会用理性的话语方式与公众沟通，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。

吴晓波：我同意你的看法。我注意到，在大地震后，你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处理理赔事宜，其他保险公司的领导者也是如此。人们往往把眼睛盯在捐款榜上，而没有看到很多企业家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我一直非常感慨的是，三十年间，中国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，然而在这过程中却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。中国企业家在商业思想上的贡献是那么的苍白。而让人焦急的是，这一景象似乎没有得到改进的迹象。

陈东升：中国企业的成长是一个亦步亦趋的学习过程，前十五年是学日本的管理经验，后十五年则以美国式的公司治理为范本。我创办嘉德时，就提出过“创新就是率先模仿”的理念，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领域，我们都没有经验，所以就要瞄准世界先进的公司，跟踪它、学习它、追随它。那么到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很多高成长性公司的前面已经失去了可供仿效者。我相信，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个迟早的事情，中国企业在商业方法和商业制度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，由此向商业理念及商业哲学上的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。当然，这种进步是不会自动出现的，它需要呼唤，需要推进，需要大量的投入。这也不是企业家阶层可以独立完成的，需要理论界、媒体人士的共同参与。不久前，北大等院校发起评选“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”就是一个工作，还有机构致力于中国商业历史的梳理等等，也是一个工作。我想，催生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代人的责任，否则，我们将愧对时代。

“男三号”的历史性悲哀

吴晓波：我常常好奇于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角色。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，最受注目的当然是 “男一号”，其次是 “男二号”，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“男三号”。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，政治家是“男一号”，知识分子是“男二号”，企业家则正是“男三号”。这似乎是一个在历史上“下落不明”的阶层，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。因写作《万历十五年》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，“民国时代以来，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。其中，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。”而费正清则在《剑桥中国史·中华民国卷》中断言，“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，中国商人阶级，没有占据显要位置。它只是一个配角——也许有几句台词——听命于帝王、官僚、外交官、将军、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。”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，如美国的史景迁——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而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，在著名的《追寻现代中国》一书中，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，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。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，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、电灯、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。千年以来所形成的“轻商文化”，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——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，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，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，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。最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一混乱而尴尬的景象竟延续百年，迄今未变。你怎么看待这种十分暧昧的现象？

陈东升：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，的确是一个百年命题。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，而是结果，是民族觉醒、觉悟和崛起的开始。从那时至今，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国的伟大复兴。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，“兵战”与“商战”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。我们看到的事实是，过去一百多年间，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，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。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，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，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、分工与冲突，构成了中国商业进步的所有表象。而在这过程中，企业家阶层显然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。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正是这一历史的重要传承者。

吴晓波：我想，这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。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，甲午海战失利到辛亥革命，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，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改革开放，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活跃的身影——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有意的忽略还是无意的遗忘。

陈东升：中国百年历史，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。近三十年的经验证明，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，尽管从长远来看，这种腾飞会导致社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变革。企业家是一股坚定的进步力量，尽管他们有善于妥协的天性，不会喊口号，常常计算愤怒和付出的边际成本。